6月下旬金融市場發(fā)生“錢荒”波動之后,網絡上對貨幣當局對流動性的把握的評論出現(xiàn)了很大的分歧。大多數(shù)經濟學家們從長期進行分析,認為中央銀行沒有什么錯。但是,也有許多網上的評論認為在出現(xiàn)了錢荒的時候,作為最后貸款人的央行在十多天的時間里不施加援手,是政策上的失誤。
在發(fā)生了短期性流動性短缺的時候,央行在什么情況下應該出手,是可以討論且應該總結的。但是我覺得對中國來說,我們所面臨的主要是長期問題。所以,如果僅僅把我們的關注點放在短期貨幣政策的操作上,可以靠央行“放水”渡過這一次危機,可是由于沒有消除產生危機的根源,隨時還有可能爆發(fā)新的危機。在我看來,這樣有可能會放大危機,這就不是中央銀行所能解決的了。問題的根源,在于我們的經濟增長的模式發(fā)生了問題。
經濟增長模式問題的提出已經很久。早在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,中國政府就提出要解決這個問題,實現(xiàn)經濟發(fā)展方式從依靠投資的粗放發(fā)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約發(fā)展的“轉型”。之后的五年計劃和規(guī)劃業(yè)都有提到,但始終沒有解決,并變得越來越嚴重。
粗放增長在宏觀經濟層面造成的問題,是貨幣超發(fā)、債務積累,最后導致宏觀經濟波動和增長減速。由于沒有從根源上解決問題,每次問題發(fā)生以后,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,用增加投資的老辦法來拯救經濟。于是,最近5年來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。從最微觀的層面看,就是我們的資源短缺和環(huán)境破壞變得越來越嚴重,以至于現(xiàn)在維持人類生命的最主要的幾個物質條件,包括空氣、水和土壤都發(fā)生了問題。
宏觀經濟出現(xiàn)的問題,是由于債務積累,企業(yè)、地方政府甚至整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過高,以致常常出現(xiàn)或大或小范圍內的償債問題。而宏觀經濟每次出現(xiàn)這類問題,慣常的辦法是采用所謂“中國模式”,也就是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去動員資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。例如全球金融危機發(fā)生以后,2009年用4萬億投資、10萬億貸款,把GDP增長率拉到8%以上。當時有些人覺得非常得意,說我們率先走出了危機。實際上這是飲鴆止渴的辦法,它不但沒有降低杠桿,相反進一步杠桿化了。
問題在于即使這種辦法也愈來愈不靈了。4萬億計劃把經濟拉起來,只維持了不到一年,經濟增速就開始連續(xù)5個季度下降。去年5月以后,許多地方又通過政府融資平臺,通過各種各樣的表外業(yè)務、城投債,募集了巨額資金投進城鎮(zhèn)化建設。例如西部地區(qū)某省的經濟正在起飛,近幾年每年的基本做法,是依靠作為“發(fā)動機”的政府和作為“助推器”的市場,用海量投資拉動兩位數(shù)以上的增長。這個省前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是本地GDP的94%,去年則是本地GDP的114%。根據(jù)它的計劃,今年的投資將是本地GDP的120%以上。
而一個沿海的地級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“大干100天,大投資、大建設、大發(fā)展”的口號,組織了18個城投公司,融入巨額資金,進行大拆大建,希望以此來保持經濟繁榮。采用這樣的方式,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杠桿率就變得愈來愈高。
這些投資中相當一部分是回報率很低、甚至沒有回報的,還出現(xiàn)了一些所謂“死城”“鬼城”。這樣,羅伯特·索洛過去講的投資回報遞減的問題就非常明顯地表露出來了。去年下半年的大規(guī)模投資,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長率拉起來0.9個百分點。到了今年一季度,經濟增速又下來了。所以,舊的增長模式和用強勢政府海量投資支撐高速度增長的發(fā)展路線已經走到了盡頭。
另一方面,在杠桿率很高的情況之下,一有風吹草動,某種偶然的原因就會引發(fā)資產負債表的危機,也就是局部的資金鏈斷裂傳導到金融市場的其他部分,引發(fā)系統(tǒng)性危機。現(xiàn)在網上議論得比較多的一種可能的危險,就是如果美元走強,熱錢較大規(guī)模地流出,會不會發(fā)生像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問題?這使人很擔心,只要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,一個小火花就會引起嚴重的問題,而這類因為偶然的因素幾乎是防不勝防的。
那么是不是危機就不能防止呢?當然不是這樣。這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經驗已經告訴我們,根本的問題在體制,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。
本世紀以來,改革先是放慢,后來在某些方面倒退。于是就出現(xiàn)了對所謂“中國模式”的宣揚。據(jù)“中國模式”的宣揚者說,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擁有一個威權主義政府,由強勢政府而不是市場來動員資源、配置資源,支持高速增長。如果這種體制不改變,粗放的發(fā)展路線以及資產負債表的高負債率和高杠桿率都是很難改變的。
十八大確定要全面深化改革?,F(xiàn)在中國正處在這么一個準備全面深化改革的時機。大家期望,能夠按照去年11月十八大和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,能夠在今年的三中全會上,制定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。
不過我估計,對于一些基本問題,比如我們到底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經濟,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,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,在國民中,特別在官員中,存在的意見分歧還需要通過自由和切實的討論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。這種討論的結果和據(jù)以確定的路線圖是不是正確,它的安排是否妥當,對于中國未來的發(fā)展性命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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